我的天

我从来没有见过外公抽烟，但我妈说年轻的时候外公是抽烟的，他的兄弟通常抽那种自己卷的烟，而我外公通常抽一包包现成的烟，所以外公抽的烟更讲究，跟他兄弟比起来更贵一些，因为他抽得少一些。我也从来没有见过外公跑步，但是我妈说曾经有段时间，外公每个早上都会去跑步。之所以会不再抽烟，之所以会去跑步是因为某次肺炎以后，医生很郑重地跟外公说，不能再抽烟了，而且因为那时的肺太弱，所以可能医生也建议他去跑步。那一次以后外公真的把烟给戒掉了。跑步到底持续了多少时多长时间我不知道，反正自我懂事开始我就没见过。但即便是到生命的最后时光，外公依然是那种走路飞快的人。他经常会把腿脚不好的外婆甩在后面，而且甩得很远。也正是因为这样才会有后来外公离家出走，外婆还没来得及赶上，已经不见人了。外公不理会你的时候，他真的会走得很快。但是当他拖着我的手领着我走的时候，我从来都不觉得他走得快。

现在如果要把孩子头朝前抱在胸前会有那种辅助的坐垫，但是当年根本没有。背带这种东西只能让孩子面对的大人，而我又是那种喜欢面朝前的孩子，而且得一直抱着一直走动。当我还是个婴儿的时候，据说外公就是那样一只手抱着一只手托着，让我可以面朝前，然后不断的在公共的走廊里折返绕圈。

我从来都不觉得我爸很帅，但是我一直都觉得外公很帅。为什么我会觉得外公很帅呢？首先是因为他的东西非常整洁，他抽屉里的衣服叠得整整齐齐，那种整齐的程度，完全可以与军队的那种做对比，但实际上他从来没有参过军。为什么会有这么整齐的习惯，我不知道。而我爸的抽屉，你几乎可以用垃圾堆去形容。外公不只是把自己的抽屉整理的非常整齐，他管的那一片区域，他也弄得非常整齐干净有条理。比如说烧水跟沏茶那片区域是他管的，每天早上起来洗脸刷牙以后他就会烧水，就会整理那一堆东西。那里的暖水瓶从来都是满的，冷水瓶也是，茶壶里的茶也一直都是准备好的状态。茶杯什么的全部都是拿起来就能用。在我记忆之中，每天早上都是他都是早早起来准备好这一切，然后等着我们和外婆起床，开始每一天。我永远都不会忘记外公会把每天的报纸一张一张的折叠得非常整齐。一份报纸里面有好几张，但是他永远都会把一张一张报纸折叠好，大概A4大小放在那里，然后按照顺序排好。通常大家对待报纸的方式就是一份报纸，看完以后随便你折一下扔在某个地方，但外公不这样。

以前当我们上厕所还没有一卷一卷厕纸的时候，用的是红色的草纸。从山货店买回来的草纸是一大张的，外公会把那裁成一小块一小块，然后把那整齐地装到某个袋子里。要去上公共厕所的时候，我们就会从门后的那个袋子里拿几张草纸，我从来没有遇到过没有草纸的情况。

外公做的事情很微小，再普通不过了，但是他一直默默认真地在做。在他的庇佑之下，童年的那段时光我过得很舒服。后来的日子里，我遇到了很多人，但是却再也没有遇到一个像他那样的人。

昨天是我穗康码变黄的第3天，我感觉那个东西就没有再变回去的意思了，到底什么时候才变回去呢？没人知道，理论上说明那里写只要检测是阴性，穗康码就会自动变回去，但实际上不是这么回事。昨天我妈跟我说，她去家里附近的利口福买早餐的时候人家要求她出示穗康码，看到是黄色就直接不让她进了，然后我妈把核酸检测阴性的报告也给她看，那个店员经过了一系列的照相以后，才允许她进去购物。所以黄色的穗康码到底有多么影响我们的生活呢？我不知道现在广州有多少人的穗康码是黄色的，难道在荔湾区出没过的人穗康码都是黄色吗？又或者是其实荔湾区几乎所有人穗康码都是黄色的？但是这说不过去啊！如果我要去搭地铁，我展示出黄色的穗康码，肯定又是不让我进的，所以回家这个东西变成了很遥远的事。

几乎可以这么说，每一觉醒来，都会有新的变化，肯定又是开了一个发布会，可能又是有什么凌晨通告。一定程度上我觉得这个东西跟打仗已经没什么区别了。问题只是跟我们战斗的是看不见摸不着的病毒，而不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大炮子弹。

昨天凌晨广州的海珠区和越秀区都已经宣布了要进行全员的核酸检测。一定程度上，我觉得这个核酸检测可能一轮不能解决问题，起码要2-3轮。重点区域的人已经检测了多少次核酸呢？只有他们知道。重点区域的人，尤其是中风点地区的人，估计得一天一次。在这种疫情面前，什么东西都变得不再重要。上班到岗一定程度上已经变得不再可能，如果没有经过去年的磨练，线上上课也很难实现，在一定程度上，经过这一年多以来的纠结好像我们已经习惯了这个事实。在这种东西面前，我们除了努力配合、相信我们的国家以外，别无他选。

广州这个城市现在仅仅只有几例确诊和十几例的无症状感染者尚且要这样。看看国外那些每天新增成百上千例新冠肺炎的国家。他们的管理者对他们的群众做过些什么呢？

去年我就觉得这个新冠疫情就像一面照妖镜，谁好谁不好，高下立分。从前我一直都不觉得资本主义社会到底有多么的糟糕，但这一次以后我彻底的体会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当然不是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都能做到这样，这必须依赖强有力的经济基础。如果我根本没有那个技术，我也没有那个财力的话，即便我有多好的心都做不了好事。

每一个时代都有每一个时代的难处，还记得外婆曾经跟我说，她当过富人也当过穷人，见过那些钱一夜之间变成了废纸。生活中的酸甜苦辣她都尝过了。我觉得外婆认为她的晚年算是非常不错了。起码不需要像年轻一样漂泊在船上，辛辛苦苦赚来的钱仅够糊口。有时我会觉得外婆有些时候会怀念她从前当老板娘的日子。那时候好像外公和他的兄弟开了一个铺子，请了几个工人。虽然外婆从未跟我说过，那个铺子生意到底怎样。外公是骑单车的能手，他会开车也会开船，算盘打得尤其厉害。但即便是能力这么强的人，这么努力勤快地为生活奔波，也仅仅只能让家人过活。如果给他换一个生活的时代，情况可能很不一样。外公主外，外婆主内，外婆是做菜的无名高手，同时整理生活中的所有家务也都非常了得。他俩就像是天造地设的一对。虽然他们从来没有把情爱这种东西挂在嘴边。一直以来我都对他们尊敬崇拜。他们是我的亲人，也是我的榜样。

希望有一天早上醒来，我发现噩梦已结束，美梦开始了。

走在广州的老城区，你永远都不会知道惊喜会在哪里。可以肯定的是走在广州的老城区，你永远都饿不着。因为街边小巷里总会有各种便宜且好吃的东西。昨天我们跟我妈先去剪了个头发，然后去了观绿路的观绿茶居。在剪头发的之前之后，我们说顺便在城光汇购物广场用一分钱换500毫升的茶派。那个东西是农夫山泉出品的，从配料看来貌似他们用的不是茶粉，而是真正的茶，至于其它味道，用的是浓缩果汁。我换了一瓶柚子绿茶，我妈换了一瓶柠檬红茶。剪完头发出来我感觉还没饿，没有什么想吃的。虽然现在仍然是麦当劳的派日范围内，还可以用4块钱的价格买一个派，但是上个星期一次性连吃两个派之后，我已经对那个东西没兴趣了，而且我们只剩下红豆派没吃，但是现在的麦当劳好像已经都没有红豆派了，为什么会这样呢？派日的派就只剩下菠萝派跟香芋派。红豆派这个东西通常是春节特供的，在春节期间一直都有红豆派，而且相对于其它派来说，红豆派的价格要贵一点。单卖的话，其它派是7块钱，红豆派是8块钱，难道因为这个所以在派日的时候，他们直接不把红豆派放出来吗？但是他们的广告里有红豆派啊，这是不是太狗了？

观绿茶居在诗书路跟观绿路之间，离广东省中医院很近。我明明曾经路过那个地方，但却完全没有意识到那个东西有多么的特别。跟广州很多老派高大上的酒楼茶居酒家不一样。观绿茶居做的完全是街坊生意，菜单上的点心最低5元，最高15元。茶居面积很小，1楼只有小小的一片区域，上到2楼，从前茶居人声鼎沸的感觉扑面而来。以前喝茶总会有很多人，桌子摆得很密，一张大桌子可能搭了好几拨人。因为茶居的面积小，而且只是某栋建筑物的一个阁楼，所以回音效应非常强烈。在那个地方，戴着口罩跟坐对面的人说话，也未必能其听清。菜单上的东西很神奇，那些经典的味道甚至连我妈都不知道到底是什么。据说这个茶居已经有30多年的历史。在那些广州老字号都走上高端路线之后，这个市井里的可以说是中低端货色，让人感受到了时光的味道。他们每个点心的分量不多，但是做得很用心，能吃出一些其它地方吃不到的味道。虽然去过一次之后，我妈说不会再去第二次了。那里可以用手机点餐，但是坐在那里用餐，吃的那些点心的时候会让人仿佛有种穿越的感觉。如果他们的地方再大一点，也用手机点餐这种方式而使用从前经典的盖章卡和推车卖点心的方式，估计这个地方一定会成为网红打卡点。不知不觉之中我真的很怀念从前喝茶时候那些推着车来卖点心的时光。有西点的车，也有蒸品的车。还记得小的时候在南园酒家被抢得最快的通常是拉肠的车。车还没推出来，大家就会蜂拥过去，直接把车上的东西扫光。不知道当时外公是怎么把肠粉抢回来的，但是他总能抢到我们想要的那些。在我记忆之中，我从来都没有见过肠粉车推过，只记得外公把肠粉带回来。

方便是必然的趋势，但有些时候我们想回味一些情怀的东西。

现在的孩子，通常都会有房间，即便孩子没有出生，父母已经规划好了他们的房间。但是，小的时候，我却没有。虽然从前我家2房1厅，父母的房间和客厅是用隔板间隔开的，而我的那个所谓的房间，里面堆满了杂物。直到大概我10岁，才开始渐渐把那些东西给挪出来，但即便那样，无论是床底下还是书桌底下，都塞满了东西，都塞满了可以称之为垃圾的东西。

从前我的房间很小，宽度只能容下一张床和一个书桌。要把腿伸进书桌下面，就必须坐在床上，然后再伸进去。当时，为什么我的父母没想到可以换一张小一点的桌子，比如说那张桌子的长度只有本来那一张宽度？如果是现在的家长，肯定会这么想，但那时，我也不知道那张桌子是哪里来的。反正我记得我妈说，那张桌子是外公用单车运过来的。至于是从哪里运过来的，我毫不知情，也正是因为这样。他们觉得那张桌子很重要，而且也完好，当然要用。那个年代，大概书桌都那个模样，不过有的大一点，有的小一点，而有的人，就像我那样，放下床和桌子，根本就摆不下椅子。我的床底下，从来都是我爸乱七八糟的工具，具体有些什么，我也不知道，反正垃圾一大堆。说是说那是个房间，但跟不是房间没有区别，因为只是空间结构上貌似隔开了，有个门，有些窗，但实际上。门框上没有门，所以不存在任何隐私。那个屋子里。除了大门和阳台门，其他地方几乎可以说没有门这个概念。厕所的那个门从我有记忆起，向来都是烂烂的。为什么烂烂的木门他们也不换一个呢？如果我去规划的话，毕竟洗澡的时候之所以要关门，不过是尽量不要厕所里的水飘到外面而已，为什么他们不弄个防水的浴帘呢？我的房间从空间上说放不下一个门，因为如果有门的话，东西直接就不知道该怎么摆放了。实际上，我的房间其实也可以用从前很流行的珠帘隔开，但是他们没有这么做。那个房间到底有没有5个平方呢？我觉得差不多大概也就那样，在那5个平方的房间里，还放着个冰箱。除了个冰箱，还有个老掉牙的柜子。那个柜子据说是马师僧送给我爷爷的。我爷爷是他的保镖。在我出生之前，那个房间是我奶奶的，但我三岁的时候，她就已经去世了。我对奶奶一点印象都没有，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才知道那个房间之前是她的，但为什么我知道了以后也好像没害怕过呢？大概因为让孩子感到恐惧的东西实在太多，曾经的亲人还不算是恐惧系列里面的一种，而且那个亲人，我一点印象都没有。

小时候，我经常缠着外婆让他给我讲家族从前的故事，比如说她有多少个兄弟姐妹，外公有多少个兄弟姐妹。比较年轻的时候，外婆会一五一十地给我讲。虽然，我通常会一问再问，今天问了，明天继续问。为什么我就没有记下来呢？但即便这样，外婆每次都会耐心地跟我讲。与这个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我爸从来不给我说他家的事，他甚至从未给我讲过他自己的故事。小时候我老是缠着我爸，叫他给我讲中国古代的故事，但是他却从没给我讲过他自己的故事，他明明可以给我讲。这也是为什么我一直都觉得他很陌生的原因。我对某个明星的了解，比我爸还多。

回忆从前的东西，一切都已模糊了。

马上就要过年了，年休假我都已经走完流程了，前4后3，所以2月6号开始休假到2月22号上班，中间一共有16天。之所以是16天，因为春节假期7天，我放了7个年休假进去，再加头尾两个周末。如果是平时，大家一定会觉得我大概要去哪里玩，但今年哪里都不能去。因为说不准什么时候单位就要求报行程卡这种东西，所以到了某个地方就不能再去别的地方，比如我回了广州就不能去其它地方，哪怕只是搭地铁去佛山。因为在行程卡上肯定会显示出佛山。其它地方我倒没有想过要去，但是说到过年，无论是吃的还是看的，我都想去佛山。过年之前。那里的老店肯定在街头卖年货，是自家做的年货。筷子路那家我跟我妈从前好几次去吃煲仔饭的店肯定又会在店铺外面搭起炉灶，卖他们家新鲜出炉的东西。那条筷子路肯定又会有很多大师在那里手写春联。虽然平时那条路静悄悄的，但是从街道上贴的那些红纸就能感受到过年之前那里的热闹。我不知道那条路的手写春联习俗是什么时候开始的，能一直保持至今很不容易。去年我去见识过了，但或许今年那里再也不让这么搞了，虽然其实相比于花市。那里聚集的人不算多，跟岭南新天地比起来，那里根本是冷冷清清。我在那里找到了某些穿越时空般的过年味道，这种感觉在广州我从未感受过。

手写挥春这种事，对我来说，一直都有个情结。因为在我小时候前进路外婆家的楼下，有个人长期在某个店铺门口写挥春，为什么那个店铺一直不开门，那个人又一直在那里写呢？我不知道。让我印象非常深刻的是某次写暑假做作业的时候，我不知道“乖”字该怎么写，问外公，外公也不知道，所以他就到楼下问那个写珲春的人该怎么写。显然那时我还是低年级，因为提笔忘字这种事大多数时候只会在低年级的时候发生到高年级，通常如果不会写那个字，就直接换一个了。在暑假作业里得写乖这个字比较奇怪。所以我已经记不起当时为什么要写这个字。如果是在家里，可能我会直接问我爸，我爸会立马告诉我，他是我的人肉字典。如果遇上我妈，她会直接叫我查字典。只有外公，才会把我这个问题放在心里，然后马上去请教别人。外公只读过几年小学，但在家里，所有要写字的地方都是他的笔迹。虽然我爸是大学中文系毕业，但是我不觉得外公比他差多少。虽然我从来没见过外公写文章，但是外公的算盘打得很好。小时候我会看着外公打算盘，那个时候，他绝对不会允许我骚扰他，我只能在一边看着。在外公的抽屉里，有一个太阳能的卡西欧计算器。我会偷偷拿来玩。那个东西，真的用的是太阳能，因为把太阳能板遮住，就不显示了，但是那个东西也很脆弱，如果光线不够，上面的数字会若隐若现。虽然有计算器，但外公一直用的都是算盘，至于他在算什么帐，至今我都不知道。为什么当年，他算的数不需要记下来呢，如果他记下来，是记到哪里呢？为什么我会一点印象都没有？

过年是什么？过年就是一家人聚在一起。所以现在为了控制疫情，尽量不要那些家在外省的人回家，可想而知这有多痛苦。